【100 /10/21 聯合報╱蔣勳／文】.
關於張擇端
張擇端僅只留下一卷〈清明上河圖〉，已被公認為北宋徽宗宣和年間最偉大的畫家。
徽宗是重視藝術的皇帝，
在國家主管文化最高的機構──翰林院設圖畫科，拔擢優秀的畫師，
給予等同學者士大夫的崇高地位。
張擇端就是當時翰林院的畫院承旨，應該是特別揀選、直接受徽宗指導進行創作的重要畫師。
事實上，〈清明上河圖〉這樣費時費力的鉅作，
沒有皇室官方的籌畫支持，很難以個人之力完成。
北宋首都汴京，累積了一百多年沒有大戰爭的穩定富裕，
人民安居樂業，百業興榮，創造了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文明。
一條漕運繁忙的汴河，穿過街市繁華的中心，
從南方來的大船，載著貨物，一艘一艘停靠河岸。
一長列駱駝隊伍，絡繹穿過汴京城門，背上馱滿輸送向北方的物品。
十二世紀前後，汴京正是南北東西貨物貿易輸送的樞紐，
也才供養出一個如此繁華的城市。
徽宗看著這眼前如夢的繁華，他想留住什麼吧，跟畫院畫師商量，
以汴京城市為主題，創作一卷〈上河圖〉。
像今日籌畫拍攝一部城市紀錄片一樣吧，張擇端接下了這任務，
他是這部偉大城市紀錄片的監製、編劇和導演。
有趣的是，徽宗朝官方最重要的國家美術目錄──《宣和畫譜》裡沒有張擇端的名字。
僅僅只從史料文獻去研究美術史的學者，可能會完全忽略張擇端這個名字。
幸好有一卷〈清明上河圖〉留存下來。
作品存在，比一切文字史料更雄辯，也更真實。
張擇端，這麼重要的畫家，為什麼沒有記載在《宣和畫譜》中？
有人認為當時負責編修國家美術目錄的人可能是蔡京。
蔡京被認為是誤國的姦佞小人，逞一己之私，貪賄圖利，
張擇端恃才傲物，不肯奉承蔡京，因此被官修的《宣和畫譜》除名。
這個說法是否屬實，很難考證。
我懷疑蔡京說法的真實性，因為張擇端如果是畫院承旨，
徽宗不會對他不認識，對這樣一位重要的藝術家，
沒有列名國家文獻目錄的《宣和畫譜》，皇帝應該不至於不聞不問，
蔡京即使擅權，或許還不敢這樣一手遮天吧。
另一種說法比較平實，認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創作年代在徽宗宣和末年，
《宣和畫譜》在宣和2年（1120）已經蒐集編錄完畢，沒有來得及列入張擇端的名字。
宣和年號只到1125年，靖康兩年，到1127年北宋就亡國了，汴京落入遼的版圖。
〈上河圖〉最可能的創作完成時間
是在《宣和畫譜》編完的1120年至北宋滅亡的1127年的七年之間嗎？
繪畫的「文本」
許多學者對這張畫有極其不同的看法，眾說紛紜，
因為沒有足夠可信的文字資料可供憑證。
也許是另一種幸運吧，因為沒有太多文獻資料，
反倒可以擺脫迷信文字史料的障礙，直接就作品本身來討論。
近代文學的論述上有人呼籲「回到文本」。
《紅樓夢》是偉大的文學，「紅學」的考證卻往往越來越偏離「文本」。
長篇大論，引經據典，卻無一字涉及小說本身，畢竟使人懷疑論述的意義。
〈上河圖〉自1950年代被確定為北宋張擇端名作，能夠看到原作的人不多。
遲至二十一世紀初，這張畫在上海、北京、香港，三次露面，
引起一般大眾廣大的注意。
上海博物館五十周年館慶，展出這張畫。
清晨五點鐘就有人在門外排隊，常常一排四、五個小時，都不一定看得到畫。
人潮隊伍一到畫前面，就停住不動，任憑管理員如何催促，都難移動。
我在隊伍中聽到日本來的觀眾，向催促的人抱歉地說：「我從日本來，要慢慢看。」
我第一次去，是館長直接帶我進入展覽室，
第二次自己堅持排隊，
擠在手中提著豆漿拿著油條的人群中，
特別覺得〈上河圖〉是一張以「庶民百姓」為主角的城市圖畫，
原來更應該與「庶民百姓」一起看這張畫。
張擇端地下有知，
應該慶幸他的作品跟他關心的「庶民百姓」如此靠近，如此息息相關。
張擇端的〈上河圖〉不屬於皇室貴族，不屬於士紳文人，
不屬於只關心論述研究的學者，
張擇端〈上河圖〉的真正繪畫「文本」就是「庶民百姓」。
目前傳世的〈清明上河圖〉多達四十幾種不同版本，都來自北宋張擇端這一卷祖本，
然而卻也沒有一件能真實抓住張擇端原作「庶民百姓」的創作核心主題。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為藍本，
利用現代科技，製作了一百二十公尺長、六公尺高的動畫版〈上河圖〉，
成千上萬的「庶民」有了一次可以更貼近張擇端〈上河圖〉的經驗。
原作只有 二十四公分 高，許多場景小到肉眼都難觀察，現代科技的放大，
幫助現代觀眾看到一千年前畫師線條的精細準確。
古代的工筆的「界畫」在宋代文人美學興起後遭受貶抑。
「界畫」等同於「工匠畫」。
而文人美學最看不起的就是以技巧炫耀的工匠，
「界畫」一格，也因此淪為「匠氣」，萬劫不復。
一直到清代初期，西洋以科學透視創作的繪畫，
還被當時的文人批評為「雖工亦匠，不入畫品」（見鄒一桂《小山畫譜》）。
張擇端〈上河圖〉的被重視，可能重新使美術史思考起「界畫」的成就。
「界畫」是以工整線條處理建築物，如房屋、宮殿，如船艦、車輦、橋梁。
現存〈上河圖〉卷尾第一個題跋是北宋亡後金人張著的題記，
題記裡說到：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
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
張著的題記是目前討論張擇端生平的重要依據，
題記的年代是金世宗大定丙午，西元1186年，
北宋亡國，失去汴京，已經六十二年。
張擇端，一個讀書人，在京城遊學，
可能科舉失敗，愛上了繪畫，學習工筆的「界畫」，
特別嗜好處理船隻、車輛、橋梁，城市街道景觀。
他不同於當時已成主流的文人畫家，不斷歌頌山水。
相當於李唐創作《萬壑松風》（1124）的同時，
他日日在京城街頭，看庶民百姓的生活，
「庶民百姓」也就是他創作的真正「文本」。
電影分鏡
我生活在台北，如果我要畫一張表現完整城市繁榮的畫作，要從哪裡畫起？
當初張擇端接到要畫〈上河圖〉的工作，
他走在汴京城，舟車來往，商鋪林立，人群雜沓，民居櫛比鱗次，
他或許也想過一樣的問題：要從哪裡畫起？
展開畫卷，開始的一段，不像城市。
疏林荒野，一條沿溪曲徑，自遠而近。
路徑上一隊驢子，緩緩走來。
最前頭有趕驢的人，像是垂髫的年輕男子，
左手拿著鞭子，似乎阻止驢隊繼續向前，右手拉著韁繩，引導驢隊向右轉。
右轉以後，是一條跨在溪流上木樁搭建的小板橋，橋端停泊著一艘小舟。
五匹驢子，驢背上都馱著一簍一簍的木炭。
驢隊最後面跟著一個婦人，手裡還抱著孩子。
隊伍緩緩穿過樹林，轉過木板橋，從荒野城郊要走進繁華城市了。
這是〈上河圖〉最前端一段，長度大約只有30公分左右，
卻是張擇端精心安排的序曲，是整部〈上河圖〉電影的第一個分鏡。
張擇端沒有用單一的直線進行，他讓驢隊走了一個之字形的彎路，
迂迴的溪流曲徑，正是「城」與「鄉」的分界。
傳統城市邊緣與鄉村的分界常是溪流，
溪流上的橋梁或船渡也就成為溝通聯絡「城」與「鄉」的標誌。
張擇端要書寫城市繁華，然而他先從城市的近郊寫起。
如果在今天，他或許會選擇台北入城的交流道作第一個分鏡。
每個清晨，交流道有多少貨車運送南部農村的蔬菜魚肉進入台北，
供養一個浩大城市居民的消費。
這一隊驢子，背上馱的竹簍裡，裝滿木炭。
這一隊驢子，背上馱的竹簍裡，裝滿木炭。
木炭是北方城市入冬前大量需要屯集的燃料，以備城市眾多居民在漫長寒冬取暖。
這一段細節的發現，
推翻了較早〈上河圖〉前加「清明」二字與「清明節」的關聯。
清明節是在春夏之交，氣溫轉暖，城市不會需要屯集木炭。
如果驢隊確實是在運送木炭，季節應當是在由秋入冬。
天氣轉涼，木葉盡脫，秋林蕭瑟，很切合我們目前看到的畫面「文本」。
如果「清明」二字，說的不是「清明節」，畫卷上為何又會有這兩個字？
也許要怪罪第一個在卷末題跋的張著，
他在題跋最後，註明「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幾個字，
他的「清明後一日」好像理所當然成為後人解讀「清明」二字的註腳。
有人認為「清明」指的是汴京城的「清明坊」，
等於今天台北的西門町或信義計畫區，是當初北宋首都商業最繁盛發達的社區。
也有人認為「清明」二字既不是季節，也不是地名，
而是徽宗為天下清明太平無事下的一個評語。
中國的長卷美學不同於歐洲傳統的空間定點透視，
也不同於西方自希臘以來時間的有限性。
長卷繪畫裡的時間與空間都指向無限，
一個城市，沿著河流，緩緩發展，城市上游的艋舺是「城市」，
中游的大稻埕也是「城市」，
一直到下游的大龍峒、關渡，當然也還是「城市」。
一個城市，經歷著春夏秋冬，三月滿滿的杜鵑是台北，
十月台灣欒樹的紛黃赭紅也還是台北。
五百多公分長的〈上河圖〉，
是張擇端居住過、生活過、愛過，或者也憂傷過的城市。
〈上河圖〉是一個城市繁華的記憶，
像普魯斯特用一整部《追憶似水年華》來書寫他的時代，
像曹雪芹用一整部的《紅樓夢》書寫江寧的夢中繁華。
繁華若夢，書寫者、閱讀者，都有了不同的心事。
汴京繁華很快過去，戰亂硝煙，更覺得繁華真如夢幻，
金代的張公藥也在汴京失陷之後一甲子看到這張畫，寫下了他的喟嘆：
通衢車馬正喧闐，祇是宣和第幾年。
當日翰林呈畫本，昇平風物正堪傳。
當日翰林呈畫本，昇平風物正堪傳。
張擇端是在戰爭的毀滅裡留下了一整個城市的繁華記憶。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