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屋頂下／被台灣媒體辜負的1988 (民國77年)
中華民國108年5月19日
2019-05-19 00:10聯合報 黃 年
一九八七年(民國76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
並宣布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解除報禁。
因此，一九八八年標誌著台灣新聞媒體的新生再造，距今已滿卅年了。
解嚴是一個全盤的轉型正義及典範轉移。發展的方向應是：一、執政當局的操作，應自各種應當具有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的領域撤手，例如不再汙染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校園自主及媒體自由等等。二、相對地，那些在應當具有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之領域的工作者，亦應一同營造並維護自我領域的共同價值、榮譽及社會使命，因而也各自努力抵拒來自執政當局的侵害，並相互支持此種共同努力。
因此，一九八八年解除報禁，一方面應當標誌著政治部門不再侵害媒體，維護「新聞自由」，這是外力的解放；另一方面媒體工作者亦當開始共同建立此一行業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追求「自由的新聞」，這是媒體人的自我解放。
「新聞自由」，就是政治部門不將新聞媒體視為附庸。「自由的新聞」，就是新聞媒體拒做政治部門的附庸。
但是，回顧三十年來，政治部門不斷嚴重毀傷一九八八年的憧憬，台灣的媒體也似乎辜負了一九八八年的機遇。
政治部門的操作及政黨鬥爭侵害了媒體，破壞了「新聞自由」；而媒體也無能跳脫政爭，因此也就未能建立媒體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玷汙了「自由的新聞」。
造成此一不幸的關鍵性事件，
是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二年(民國81年)主導發動的退聯合報運動。
一九九二年十月卅日，聯合報刊出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說「中國大陸絕不會坐視台灣獨立，將用任何方法來阻止」的新聞報導。當時，台灣所有的媒體皆報導了此一消息。
李登輝卻發動台獨團體說：
「我已經不看那個報紙了（專指聯合報），你們還看嗎？」
因此，一場由李登輝親自發動及主導鋪天蓋地的「退報運動」於焉爆發。鼓動「退報」的群眾集會四處密集舉行、成堆的聯合報在台上被焚燒、民宅信箱被貼上「我家不看聯合報」的貼紙、超商不敢上架聯合報、一家民航班機上看不到聯合報，甚至有商家組成「廣告主協會」拒絕在聯合報上刊登廣告…。
總統號召，徒眾瘋狂。
總統的徒眾指聯合報：「向中國傾斜」，「是中共的傳聲筒」、「人民日報的台灣版」、「中共的同路人」。
且看，卅年後今日，台灣媒體仍然每隔幾天報導「中共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台獨」的「李瑞環式消息」。今天，大家皆知，這是「新聞自由」及「自由新聞」的正常狀態。
由此可見，李登輝當年的心胸多麼鄙薄，而其手段更是多麼殘暴。總統要以消滅報紙，來消滅新聞事實。
這場退報運動的操作手法是：一、總統把報紙汙名化為中共同路人。二、總統將退報操作成心狠手辣、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傷害報紙的經營。
如此，雖說解除報禁，究竟解了什麼禁？如此，還有「新聞自由」可言嗎？
台灣新聞媒體在解嚴後的生機淪喪，李登輝是謀殺媒體的元凶首惡。
退報運動的另一面向，是當年有許多新聞媒體也跟隨李登輝攻擊聯合報。他們完全不問自己也同樣刊出了李瑞環一模一樣的談話，也忘記了新聞工作者仍有共同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應當共同維護。在解嚴初期的市場競爭下，他們跟隨著當權者向新聞同業扔石頭。當媒體工作者自己用石頭扔向「新聞自由」，那麼，還能看到「自由的新聞」嗎？
李登輝的這場退報運動，關鍵性地決定了解嚴後至今的媒體生態。媒體界共同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被政治部門撕裂，而媒體界也自此無法跳脫被政黨鬥爭纏繞的悲劇。
李登輝任內開始將媒體涉及國家生存戰略的理念辯論，汙名化為「中共的同路人」，而新聞界也不知應當共同以社會守門人的立場來理智客觀地討論國家生存戰略，遂致始終陷於政治部門所設定的「藍綠統獨」的鬥爭之中。這正是解除報禁三十年但迄仍未見完全解除的媒體禁梏。
在解嚴卅年後今日看台灣媒體生態，處處仍可見到李登輝那場退報運動存留的遺毒。
台灣媒體界未能在解嚴後建立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政治部門的種種侵害與汙染固然是主因，但媒體界的失去自尊（未能自我解放，例如盲目追隨李登輝進行導致毀憲的修憲），及不知相互珍惜保護（反而互視為仇敵，相互撕裂給政治部門看）也是一種自殘。
美國有普立茲新聞獎，但台灣卻始終不能建立一個足可標誌媒體共同榮譽的新聞獎。金馬獎、金鐘獎、金曲獎，皆能代表共同的專業榮譽。但表揚文字媒體的金鼎獎，卻因一度出現批評當局的色彩而被取銷。如今雖有多種新聞獎，卻皆未能成為代表共同專業榮譽的台灣普立茲獎，甚至新聞獎也分藍綠。由此可見媒體界的撕裂多麼嚴重，因而距建立媒體的共同尊嚴與榮譽也愈來愈遠了。
卅年來這幾代的台灣媒體人，可謂辜負了一九八八年解除報禁的歷史機遇，錯過了這個應當共建媒體榮光的時會。政治部門固然仍在侵害「新聞自由」，更可悲的是媒體人在知識、理智及道德層次也都沒有盡力作出自我解放的「自由的新聞」。
未能「自由」於台灣的政治鬥爭，也未能「自由」於兩岸的政治鬥爭。
解嚴，對台灣的新聞界來說，卅年是不是白解了？
總統有任期，報紙無任期。這原是台灣新聞媒體界在解嚴後應有的共同抱負，目標即在建立「第四權」共同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也就是應當建立新聞媒體自己的「本我」、「自我」與「超我」。
但是，我們是否辜負了此一歷史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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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5月19日
2019-05-19 00:10聯合報 黃 年
一九八七年(民國76年)七月十五日解除戒嚴，
並宣布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解除報禁。
因此，一九八八年標誌著台灣新聞媒體的新生再造，距今已滿卅年了。
解嚴是一個全盤的轉型正義及典範轉移。發展的方向應是：一、執政當局的操作，應自各種應當具有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的領域撤手，例如不再汙染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校園自主及媒體自由等等。二、相對地，那些在應當具有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之領域的工作者，亦應一同營造並維護自我領域的共同價值、榮譽及社會使命，因而也各自努力抵拒來自執政當局的侵害，並相互支持此種共同努力。
因此，一九八八年解除報禁，一方面應當標誌著政治部門不再侵害媒體，維護「新聞自由」，這是外力的解放；另一方面媒體工作者亦當開始共同建立此一行業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追求「自由的新聞」，這是媒體人的自我解放。
「新聞自由」，就是政治部門不將新聞媒體視為附庸。「自由的新聞」，就是新聞媒體拒做政治部門的附庸。
但是，回顧三十年來，政治部門不斷嚴重毀傷一九八八年的憧憬，台灣的媒體也似乎辜負了一九八八年的機遇。
政治部門的操作及政黨鬥爭侵害了媒體，破壞了「新聞自由」；而媒體也無能跳脫政爭，因此也就未能建立媒體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玷汙了「自由的新聞」。
造成此一不幸的關鍵性事件，
是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二年(民國81年)主導發動的退聯合報運動。
一九九二年十月卅日，聯合報刊出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說「中國大陸絕不會坐視台灣獨立，將用任何方法來阻止」的新聞報導。當時，台灣所有的媒體皆報導了此一消息。
李登輝卻發動台獨團體說：
「我已經不看那個報紙了（專指聯合報），你們還看嗎？」
因此，一場由李登輝親自發動及主導鋪天蓋地的「退報運動」於焉爆發。鼓動「退報」的群眾集會四處密集舉行、成堆的聯合報在台上被焚燒、民宅信箱被貼上「我家不看聯合報」的貼紙、超商不敢上架聯合報、一家民航班機上看不到聯合報，甚至有商家組成「廣告主協會」拒絕在聯合報上刊登廣告…。
總統號召，徒眾瘋狂。
總統的徒眾指聯合報：「向中國傾斜」，「是中共的傳聲筒」、「人民日報的台灣版」、「中共的同路人」。
且看，卅年後今日，台灣媒體仍然每隔幾天報導「中共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台獨」的「李瑞環式消息」。今天，大家皆知，這是「新聞自由」及「自由新聞」的正常狀態。
由此可見，李登輝當年的心胸多麼鄙薄，而其手段更是多麼殘暴。總統要以消滅報紙，來消滅新聞事實。
這場退報運動的操作手法是：一、總統把報紙汙名化為中共同路人。二、總統將退報操作成心狠手辣、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傷害報紙的經營。
如此，雖說解除報禁，究竟解了什麼禁？如此，還有「新聞自由」可言嗎？
台灣新聞媒體在解嚴後的生機淪喪，李登輝是謀殺媒體的元凶首惡。
退報運動的另一面向，是當年有許多新聞媒體也跟隨李登輝攻擊聯合報。他們完全不問自己也同樣刊出了李瑞環一模一樣的談話，也忘記了新聞工作者仍有共同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應當共同維護。在解嚴初期的市場競爭下，他們跟隨著當權者向新聞同業扔石頭。當媒體工作者自己用石頭扔向「新聞自由」，那麼，還能看到「自由的新聞」嗎？
李登輝的這場退報運動，關鍵性地決定了解嚴後至今的媒體生態。媒體界共同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被政治部門撕裂，而媒體界也自此無法跳脫被政黨鬥爭纏繞的悲劇。
李登輝任內開始將媒體涉及國家生存戰略的理念辯論，汙名化為「中共的同路人」，而新聞界也不知應當共同以社會守門人的立場來理智客觀地討論國家生存戰略，遂致始終陷於政治部門所設定的「藍綠統獨」的鬥爭之中。這正是解除報禁三十年但迄仍未見完全解除的媒體禁梏。
在解嚴卅年後今日看台灣媒體生態，處處仍可見到李登輝那場退報運動存留的遺毒。
台灣媒體界未能在解嚴後建立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政治部門的種種侵害與汙染固然是主因，但媒體界的失去自尊（未能自我解放，例如盲目追隨李登輝進行導致毀憲的修憲），及不知相互珍惜保護（反而互視為仇敵，相互撕裂給政治部門看）也是一種自殘。
美國有普立茲新聞獎，但台灣卻始終不能建立一個足可標誌媒體共同榮譽的新聞獎。金馬獎、金鐘獎、金曲獎，皆能代表共同的專業榮譽。但表揚文字媒體的金鼎獎，卻因一度出現批評當局的色彩而被取銷。如今雖有多種新聞獎，卻皆未能成為代表共同專業榮譽的台灣普立茲獎，甚至新聞獎也分藍綠。由此可見媒體界的撕裂多麼嚴重，因而距建立媒體的共同尊嚴與榮譽也愈來愈遠了。
卅年來這幾代的台灣媒體人，可謂辜負了一九八八年解除報禁的歷史機遇，錯過了這個應當共建媒體榮光的時會。政治部門固然仍在侵害「新聞自由」，更可悲的是媒體人在知識、理智及道德層次也都沒有盡力作出自我解放的「自由的新聞」。
未能「自由」於台灣的政治鬥爭，也未能「自由」於兩岸的政治鬥爭。
解嚴，對台灣的新聞界來說，卅年是不是白解了？
總統有任期，報紙無任期。這原是台灣新聞媒體界在解嚴後應有的共同抱負，目標即在建立「第四權」共同的獨立典範及專業正義，也就是應當建立新聞媒體自己的「本我」、「自我」與「超我」。
但是，我們是否辜負了此一歷史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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