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應該領導民意，或追隨民意？

【聯合報╱社論】 中華民國102年12月30日

高速公路今起改採計程收費，在各方民意壓力下，長短途計程費率及免費里程幾經來回更易，仍無法平息不同民眾的不滿。其中，宜蘭居民反對國道五號平原段收費，仍在抗爭。電子收費有助減少高速公路行車瓶頸，也是資訊時代的大勢所趨；但在不同民意的拉扯下，一項進步決策仍推得步履蹣跚，讓人意外。 網路普及帶動言論市場的百家爭鳴，政府政策隨時都受到民意的檢視與批評；而民意的多元，也讓政府愈來愈難找到「面面俱到」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決策越來越傾向讓民意先行，以求減少批評。尊重民意當然是好事，但這仍要取決於議題的複雜度與專業性；否則，若凡事流為民意至上取向，最後可能反陷於無所適從的混亂境地。 核四公投就是一例。全民公投是最直接的民意呈現，也是解決國家重大爭議的重要手段；然而，台灣幾次推動公投的經驗，卻是在程序和議題擬訂上激發更多紛爭，而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日本福島核災後，行政院決定呼應民進黨訴求，由公投決定核四續建與否；但迄今一年，核四問題並未因將訴諸公投而得以化解，反而是朝野攻防愈發緊繃，社會不同群體也被捲入非理性的爭議。很顯然，做為解決重大民意分歧的最終手段，公投並非萬靈丹。 另一個民意常常被拿來為政策背書的模式，是民意調查。最近觀光局「北觀處」宣布將用民調方式，決定是否要用科學手段來保護野柳著名的「女王頭」蕈狀風化岩。主要原因，就在正反兩方僵持不下，一方訴諸觀光價值與民眾情感，另一方則訴諸環保和自然，兩者毫無交集。北觀處的決定，顯示它不願冒犯兩方的立場。問題是，要做多大範圍的民調，才能產生客觀而有代表性的民意呢？而這個民調真能做出明智的決定嗎？ 行政部門還有一個常見的手法，是在發生政策爭議或重大事件時，成立所謂「跨部會專案小組」。諸如，民眾抱怨物價上漲，成立「穩定物價專案小組」；食安出狀況，成立「食安小組」；洪仲丘冤死案發生後，成立「軍中人權專案小組」；最近紀錄片「看見台灣」火紅，也成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總是等到民怨沸騰，才想到要認真面對問題。 事實上，無論公投、民調或跨部會專案小組，做為決策選擇的手段，都無所謂好壞，而是要看如何運用。若只是想假藉民意來「補破網」，或掩蓋政府的施政無能，那只證明無技可施。尤其，許多政策涉及高難度及高複雜的專業判斷，諸如財務評估、安全考量、技術評比、乃至風險預測等，政府如果不謹慎依序做好全盤利弊分析，卻貿然把問題交給民調決定，豈是負責的作法？ 以核四為例，這是個高度專業的決策，且政府已經投入數千億元，無論續建與否，政府都要把科學、經濟、安全各方面的論述攤開來。若一面宣稱找「最專業的團隊評估」，一面又說要訴諸公投，根本是自相矛盾。再談「女王頭」的維護，早在多年前，就有學者主張女王頭風化速度加快有相當程度的人為影響，並非完全自然因素造成；如今，北觀處卻只想用最廉價的民調決定。可以想見，未來無論民調結果如何，都難以服人。 高速公路計程收費也一樣，為求過渡期的平順，提供免費旅程作為緩衝，自是必要手段，卻未必要永遠採行。否則，滿足了這端的短程民眾，又招惹了那端中長程民眾的忿懣，永難擺平。再如各種臨時性的「專案小組」，反映的都是長年積累的問題，不從行政體系執行力的源頭去下功夫，東一個小組、西一個小組，只是暴露政府公權力欲振乏力，結果是事倍功半。 簡言之，政府不能不把民意放在心上，但也不能一味把民意掛在嘴邊。
民意是社會人心的綜合指標，政府給予適當的尊重，
它就不會變成一頭失控的野獸；
然而，許多時候民意是四分五裂的，
這就需要政府拿出專業能力與公正決斷來說服大眾、領導人民，
而不是盲人瞎馬般地被帶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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