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又一枚杭鐵頭——高陽在胡雪巖生平埋下的執拗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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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又一枚杭鐵頭——高陽在胡雪巖生平埋下的執拗低音

                     中華民國109年5月11日
2020-05-11 01:15 聯合報 / 張大春

高陽(右三)曾在《聯合報》擔任特約小說作家，右一為當時聯副主編瘂弦。（圖／本報資料照片）


歷史小說家高陽。（圖／本報資料照片）

高陽先生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過世，一年後文建會和聯合報系為他舉辦了一場相當盛大的作品研討會，並結合數家出版單位聯袂出版了一部接近完整的全集，限印一百套，得款奉捐遺屬。這個集子出版的時候，人人驚嘆其卷帙浩繁，以為窮一人之力，作如此廣博淹貫的考據功夫，成就這樣全面的歷史考察，還能兼顧小說中透析世故、展映風土、轉注幽微細膩的中國人性格、懷抱以及情感的故事，實屬難能而可貴。然而，我們所驚嘆的還有相對的另一面：高陽一生七十載，日日筆耕數千言至於萬言，其所累積的著述，好像又不應止於如此，七十三目、百卷上下。

可以稱幸的是，就現存所謂全集的搜羅而言，高陽幾部重要的大河之作都由於有負責編務的有心人及時捕撈，得以完整臚列，試想：設若一九九三年沒有那樣一次研討會，大約不至於能夠源於一時的惋惜、哀慟和懷念，而結合了其實相互之間仍有著激烈競爭關係的出版單位擱置種種利益衝突，然則高陽究竟能為後人留下多少市場高度競爭之下的作品，我實難揣測。

然而，如果起高陽於地下，問起生平不能無有的遺憾，想來他所在意的，可能還未必是什麼市場冷清、銷售停滯、流傳不廣……之類的問題。他會感慨的，極可能是文史學界的教授先生們對他刻意的貶抑和忽視。「野翰林」之號或恐是他自我解嘲的笑談，然而「學術界無人堪當大任」、「學院中幾無不討好學子之教授先生」這一類的話，就不會只淵源於高陽的憤懣之氣，而多半有他冷眼靜觀、知今準古的透視了。

回首二十七年前，我在那一場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以小說造史〉之中，尚有許多困於識見不足、該論未論之處，想來慚愧。二十七年一瞬間，檢點稿篋，也沒有什麼值得發揮的新鮮議論。倒是不期而然在一張詩稿上讀到了以下這幾行墨跡，那是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我所寫的一首詩，和幾句小序一般的文字：

讀汎森書憶高陽語
三十年前，予問高陽：「國事堪慮之大者何？」答曰：「學院無不討好後生之師長，足為後世憂！」旨哉斯言。遂用蜀東語「潮流過了世界在」鑄句。

狂飆四月宛秋颱，掃尾天陰落陣雷。高調催頻渾解放，低音執拗漫將來。潮流過了世界在，痕跡留連心眼開。堪笑黌宮冷豬肉，任人吐哺溷塵埃。

寫這首詩的時刻，正是台北街頭太陽花學運搞得如火如荼之際。政客、市民、媒體從業人員以及各路名嘴與意見領袖，幾乎眾口一聲地支持這個為反服貿而導致的政治運動。

我的朋友史學家王汎森恰在此前不久出版了他的新作《執拗的低音》。我讀著汎森的議論──特別是論到某一個當代正值人人鼓吹著看似人人都同意、也人人都該信奉的某一面向之高調時，那些身處於論述邊緣、外圍甚至對立面的人們會忽然隱藏起來，蟄伏多年，直到另一個對立的論述崛起（用我自己的膚淺譬喻來說，就像是狗壁蝨掛在樹梢上等待路過的溫血動物一樣），持有「執拗的低音」者，會在頃刻之間占領論述的場域，甚至成為日後看來居然蔚為主流的意識形態。

二○一四年四月，在熱得發燙的政治圈裡，無論是人還是價值觀的新貴登場，我卻在一本啟發我理解歷史發展進程上那些相互熱戰的思想脈絡之餘，冷冷地想起高陽。感覺：幸虧他死了。他若還在，肯定會因為歷史如此快速地把他曾經篤信不移的世界清掃淨盡而發瘋。

我的一個正在任教的學弟像是在問我、實則應該是自問：「到底應不應該鼓勵他們去街頭呢？」

這是一個大哉問，當年五四運動發生之時，蔡元培說過一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說這話的時候，蔡元培也應該一樣困惑吧？我給那學弟的答覆是：「連蔡元培都對群眾的喝采之聲保持高度的警覺和疑慮，誰還需要你的鼓勵呢？」

事實上我還多說了兩句：「不傷這個腦筋了，去讀高陽的小說吧？」他接著問我：「他東西那麼多，讀哪一本？」我毫不猶豫地回覆：「《燈火樓台》！」

《清史稿》所載，不及於胡雪巖，蓋以舊史之通例，實在找不出胡雪巖得以廁身論列的名目。換言之：為左宗棠籌餉而底定西北邊事大局，統一新疆這樣一個大題目，若要記為胡雪巖的「事功」，並不是不合於實，而是無所「醜類」。

從《左傳》到《三國志》，皆以惡人的意思來解釋「醜類」二字，但是，在《禮記‧學記》裡，所謂「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是指古來教育認知之法，就是建立類別，以相近、相似者的性質為辨識世界、建立知見的方法。

在我看來，正史材料上不讓胡雪巖占一地步，正是他「無所醜類」的緣故。

如果是在司馬遷那裡，「胡財神」或可以破天荒與朱家、郭解齊名而號游俠，然而以士大夫傳統為正宗的史傳，即使一時之間尚能呼風喚雨，打點朝堂，恐怕史官們還是找不到因商得官、以賈入仕而得以對時政國局別有貢獻、以至於夠資格登入史傳的人物。

偏偏和胡雪巖同一時代、卻要比他年輕二十一歲，同樣是兼士賈於一身、共吏術與商務一爐而冶之的另一個人才，恰又是胡雪巖在諸多方面的敵壘，此人更是清史和民國史上都不能不提及的人物──盛宣懷。盛宣懷為什麼不能與胡雪巖作一「醜類」而論之呢？因為他是以士而入商，根骨底氣正自與胡雪巖相反。

或者我們應該這麼說：胡雪巖之「無所醜類」原來是他和盛宣懷那樣的人物正相反。他們的人生無論如何鋪張揚厲，他們的性情無論如何豁達正直，他們的居心無論如何深厚坦蕩，他們總還在一個低音部，執拗的低音部。相反而已。

高陽曾經以斥責的態度勸誡我放棄一個以太平天國諸王為題材的長篇計畫，他當時的說法是：「太平天國這些個王那些個王都不可愛，真正值得寫進小說裡的，必須是可愛的角色，可愛的角色是什麼？不外就是六種人物，聖君、賢相、大將、名士、美人、高僧，如此而已。」

高陽有沒有漏掉高僧，我欠學，不敢多說，不過，他扳著手指頭數落的這六種角色應該不只是六個扁平的標籤，我倒是從他的作品中看到：即使吻合了標籤，即使看上去比匪類可愛，然而在刻畫任何他以為值得入史的人物之時，他仍然會去從這人物身上尋覓出一層「相反」的個性、逆向的命運，尋覓出一重不合時宜、無所醜類的執拗低音。

舉一個下筆幽微而用意深刻的例子。有這麼一段情節，說的是螺螄太太親至別發洋行，去為胡雪巖最疼愛的三姑娘買辦嫁妝用的首飾。讀者到了後來會明白：洋行向胡雪巖提出的優惠中還摻和了一項頗出人意外、也頗入人料中的要求，那就是在婚禮前一個月，讓洋行在店中設置胡財神辦嫁妝的珠寶專區特展，這種招徠之術原本無可厚非，但是會不會讓胡雪巖益發樹大招風而開罪異己呢？這一段暫且按下不表，且說高陽卻在此前調開筆鋒，寫了一段全然無關的枝節，是螺螄太太和一位英國裔的女行員艾敦的對話：

「喔！」螺螄太太說道：「你們英國同我們中國一樣的，都是老太后當權。」
艾敦雖會說中國話，也不過是日常用語，什麼「老太后當權」，就跟螺螄太太聽到「愛丁堡」這個地名一樣，瞠目不知所對。

這就少不得又要靠古應春來疏通了：「她是指你們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跟我們中國的慈禧太后。」

「喔。」艾敦頗為驚異，因為她也接待過許多中國的女顧客，除了北里嬌娃以外，間或也有貴婦與淑女，但從沒有一個人在談話時會提到英國女皇。

因為如此，便大起好感，招待螺螄太太用午茶，非常殷勤。接著，管事的捧來了三個長方盒子，一律黑色真皮，上燙金字，打開第一個盒子，藍色天鵝絨上，嵌著一雙光芒四射的白金鑽鐲，鑲嵌得非常精緻。

──《燈火樓台》〈家有喜事〉

為什麼要岔出去這樣一段「兩國老太后」簡直無關痛癢的閒話？我倒覺得這幾乎可謂無所為而為之的閒中筆墨是高陽特意施之的點染手段。把維多利亞女王呼為「老太后」當然是無知，可是高陽就是要利用這一點縫隙，讓一向精明幹練，甚至堪稱多聞而通洽的螺螄太太也露出些村俗氣味，也必須是這種氣味，讓一向掛著精明幹練的扁平標籤的螺螄太太有了些許厚度，也正是展現在這種細節上的微末厚度，成就了典型角色的可愛之處。

還有相反的相反。

在整一部胡雪巖三套的大河之作中，胡雪巖之發跡變泰，有多方面基於交遊和遭際的因素，他和尤五、古應春開立出來的陣式，就是官場人脈、江湖以及洋務這三個尋常正史論述不可能勾稽出來的脈絡。其中高陽最不願意花費筆墨敷衍的，就是江湖，所以關於漕幫方面的影響，很快就捨筏登岸存而不論了。然則，胡雪巖與古應春以邊緣人之姿周旋於彼此勾鬥不歇的名公鉅卿之間，經歷了一、兩百萬字，也會帶來疲憊之感。於是，就在《燈火樓台》幾番蕭瑟之時，我們會讀到連胡雪巖加上古應春都不能冷靜應對的局面：當胡的靠山左宗棠顯然已經接到了必須處分胡雪巖的「廷寄」時，由胡、古主賓二人皆在此時讓位，古應春的妻子七姑奶奶以帶病之身、旁觀之眼，承襲也代籌了應對之道──

於是古應春緩慢地念道：「現在阜康商號閉歇，虧欠公項及多處存款，為數甚鉅。該號商江西候補道胡光墉，著先行革職；即著左宗棠飭提該員，嚴行追究，勒令將虧欠多處公私等款，趕緊逐一清理。儻敢延不完繳，即行從重治罪。並聞胡光墉有典當二十餘處，分設各省，繭絲若干包值銀數百萬兩，存置浙省。著該督咨行該省督撫一一查明辦理，將此諭令知之。」念完問道：「聽明白沒有？」
「這還聽不明白？」七姑奶奶抬眼說道：「小爺叔，恭喜、恭喜！比我原來所想的好得多。」

胡雪巖一愣，古應春亦覺突兀，脫口問道：「喜從何來？」

「朝廷裡把小爺叔的案子交給左大人來辦，還不是一喜？」七姑奶奶說：「這是有人在幫小爺叔的忙。」

這一說，胡雪巖首先領悟，「真是旁觀者清。」他說：「如說有人幫忙，一定是文中堂，他同恭王是親戚。」 ……

「我原來以為革職之外，還要查抄。現在只左大人『嚴行追究』，而且不是勒令完清，是勒令『清理』。後面又說要左大人去公事給各省督撫，查明辦理。照這樣子看，浙江劉撫台要聽左大人的指揮，要他查才查，不要他查就不查。這個出入關係很大。」

經七姑奶奶一說破，胡雪巖領悟到，其中大有關係。因為目前負清理全責的浙江巡撫劉秉璋，他雖出身淮軍，但本人也是翰林，所以不願依附李鴻章。話雖如此，由於與淮軍的關係很深，不免間接會受李鴻章的影響。胡雪巖既為李鴻章認作左宗棠的羽翼，必須加以翦除，那麼期望劉秉璋能加以額外的援手，便等於緣木求魚了。如今朝廷將阜康所欠公私各款交左宗棠逐一清理，左宗棠便可直接指揮德馨辦理，這一來對胡雪巖自然非常有利。

──《燈火樓台》〈不堪回首〉

我在〈以小說造史〉那篇文字裡曾經提及：高陽有一門獨到的技巧，就是盡可能讓他小說裡的人物（無論是漕幫鏢頭、姨太太、帝王師或者妓女）都能夠分擔作者那「龐大的、累積典故知識的工程」，以胡雪巖三部曲順時蠡測，高陽越到晚近，這樣的技術越見精熟老練，也往往利用角色與角色之間的衝突（無論是人性的、性格的、情感的或利益的）來顯現方方面面的扞格與牴牾。

可是到了最後一章〈煙消雲散〉，高陽以表面上極其平淡的筆觸，描述胡雪巖原本要應對的一樁縣官索賄的小小勾當，按情理說，幾乎可以說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的了，然而──

烏先生不作聲，只看著胡雪巖，等候他的決定，而胡雪巖卻只是搖頭。
「事情未見得有那麼容易。箱子抬出去，中間要有一個地方能夠耽擱，把東西掉包掉出來，做得不妥當，會闖大禍。」他停了一下，頓一頓足說：「算了！一切都是命。」

──《燈火樓台》〈煙消雲散〉

一部反映出高陽稱之為「不折不扣的民族資本家」、「反壟斷的孤軍奮鬥」的小說如此結局，自然顯得雲淡風輕得禁不起回味，但是回頭細思之餘，再不甘心的讀者固不免會心一嘆：這不正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一場折騰。唯其令人不甘，而乃知其原本就是逆向而行。無怪乎高陽在全書的後記中這麼說：

第一、胡雪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工業革命後，手工業之將沒落是時間的問題。胡雪巖非見不及此，但為了維持廣大江南農村養蠶人家的生計，不願改弦易轍，亦不甘屈服於西洋資本主義國家雄厚的經濟力量之下，因而在反壟斷的孤軍奮鬥之下，導致了周轉不靈的困境。胡雪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資本家，如果在現代一定會獲得政府的支持，但當時的當政者並無此種意識。所以他的失敗，可說是時代的悲劇。
第二、胡雪巖失敗後，態度光明磊落，不愧為我鄉的「杭鐵頭」。……

這一枚執拗的鐵頭顱，高陽自然也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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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與作品】林載爵／高陽胡雪巖系列

                    中華民國109年5月2日
2020-05-02 06:45 聯合報 / 林載爵

歷史小說家高陽。（圖／本報資料照片）


1982年到1983年間，《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知曉高陽長期困擾於債務的壓力和糾纏，託劉國瑞出面，將高陽的債主和欠條借據的金額作一統計，要替他清償前債，讓他能專心創作寫稿。高陽寫了一封信給惕老，大意是：惕老以國士待他，他也將以國士保證，日後會專心寫稿……

當代最重要的歷史小說家高陽（1922-1992）一生著述約百部，將近三千萬字。對於這麼龐大的產量，高陽本人卻沒有完整的概念，在他去世前的最後一篇文章〈我寫歷史小說的心路歷程〉中，他自己說：「自《李娃》開始，我寫了三十多年的歷史小說，但如問我一共寫了多少萬字，出過多少單行本，我無法給你滿意的答覆。我也不曾保存整套的自己的作品，因此，有些好朋友說，我不愛惜自己的文字，我只有報以苦笑。我所重視的是臨筆之頃，也就是所謂創作的過程，每當預定的篇幅完成之後，輒有如釋重負之感，以後的事就懶得去問了。」這句話正好充分表現高陽本人一生的寫作心情與瀟灑風格。

在這麼多的著作中，一般認為《慈禧全傳》、《胡雪巖》、《紅樓夢曹雪芹》三個系列是高陽的代表作。《慈禧全傳》系列寫於1971年至1977年間，包含《慈禧前傳》、《玉座珠簾》、《清宮外史》、《母子君臣》、《胭脂井》、《瀛臺落日》等六部，縱跨七十年的晚清政局，人物上千，布局宏大。《胡雪巖》三部曲包含《胡雪巖》、《紅頂商人》、《燈火樓台》三部，寫於1973年至1987年間，描繪晚清政治與商人的關係。《紅曹》系列寫於1978年至1987年，《紅樓夢斷》包含《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劍》四部，及《曹雪芹別傳》二卷、《三春爭及初春景》三卷、《大野龍蛇》三卷，是晚期作品，呈現清初政局與貴族、士人的牽扯。

高陽喜歡閱讀文獻，考辨史料，這是作為歷史小說家他最被稱道的地方。他曾經在1983年發願將中央圖書館珍藏之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抄寫然後出版，惜未完成。他也曾和友人蘇同炳共同將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摭憶》予以分類編輯，便於讀者閱讀。這種史料癖、考據癖充分發揮在《慈禧全傳》的寫作上。他為了寫這部鉅作，做了很多研究功夫，經常出入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閱讀史料，每有收穫，喜不自勝。因此，我們可以從《慈禧全傳》讀到一部複雜、曲折的小說式晚清歷史，有些人還說比歷史更像歷史，也就是張大春說的，「以小說造史」的意思。《紅曹》系列則是高陽多年浸淫「紅學」的成果，他自己說：「一路抽絲剝繭，終於豁然貫通，看到了曹雪芹的真面目和紅樓夢的另一個世界。」這樣就誕生了高陽晚期的紅樓史歌。

《胡雪巖》書影。（圖／聯經提供）
《胡雪巖》書影。（圖／聯經提供）
至於《胡雪巖》三部曲則毫無疑問是高陽作品中最暢銷，也是討論最多的一部作品，從出版至今，普遍流傳於華人世界。這部書的出版過程，時任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的劉國瑞先生經手其事，有這樣的回憶：「1967年剛創刊的《經濟日報》，希望找人寫一些跟經商或企業家做生意有關的經濟小說，在其副刊連載。無奈人選實在不好找，於是《經濟日報》前總編輯應鎮國透過我和幾位聯合報系的朋友，輾轉促成、邀請高陽執筆連載，就有了《胡雪巖系列》，最後成為高陽最有名的代表作。」

此時的高陽一方面繼續撰寫《慈禧全傳》，對晚清宮廷的權力鬥爭，已經了然於心。一方面也想將權力運作的範圍從宮廷伸張到民間社會，而杭州同鄉商賈胡雪巖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幼他已聽聞不少胡雪巖的軼事，以胡雪巖為主題正好是最佳人選。《胡雪巖》是1969年8月在《經濟日報》開始連載，1971年7月寫完，8月接著連載《紅頂商人》，到1974年的1月完結。連載期間，胡雪巖的故事大獲好評，劉國瑞先生說：「那時整個台北工商企業圈的飲宴交遊場合，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常是近期連載的《胡雪巖》，大夥對於每次刊載的內容都津津樂道，政要名流常說，一打開《經濟日報》第一件事就是翻找《胡雪巖》的連載版面。高陽的小說連載已經成為那時候報紙的招牌。後來《紅頂商人》連載還沒結束，我們就決定把《胡雪巖》出版成冊，由聯經出版。1974年的6月先出版了《胡雪巖》（上）（中）（下）三冊，1977年出版了《紅頂商人》，甫一出版就大受歡迎。」一般對《胡雪巖》系列的評價都認為這是歷史上描述政商關係，以及在中國官場文化中商人如何致富，最細膩、生動、鮮活的一部小說，在寫作手法上，文獻史料與掌故軼事交互融合，無人能比。

除了連載的效應，當時經濟學家費景漢也提到這幾本書在香港賣得非常好。那時候中國剛開放，非常多的外國人到香港去和中國人做生意，但外國人常常覺得和中國人做生意很傷腦筋，每每談不攏，一直不懂在溝通之間有什麼訣竅，這時候就有一些友人會建議外國人去參考這部小說，請人翻譯，或找人口說大意，解釋小說裡胡雪巖的經商手法，他們才終於理解跟中國人做生意，打好關係或社會交際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的高陽已負盛名，同時在好幾份報刊寫連載，只要翻開報紙，很容易就讀到他的作品，忠實讀者非常多。但他的經濟狀況一直不甚理想。這跟他的文人性格有關，他的錢大部分花在呼朋引伴，請客吃飯喝酒上面。劉國瑞先生曾問過他：「為什麼你老是欠這麼多錢，請人吃飯喝酒？一個人吃不是很悠閒嗎？」他一方面喜歡熱鬧，要有酒有友，另方面他這樣回答：「一個人吃飯6塊錢、10塊錢不好簽字，總要有五、六人一塊吃飯，這樣便可賒帳。」所以他花了不少的錢在餐廳、飯館。外頭這些零零碎碎的借條欠帳，積少成多，他常常是先預支稿費來還債，然後才接著寫作還稿債。那陣子他寫的稿多，外頭欠的零星債更多。

1982年到1983年間，《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知曉高陽長期困擾於債務的壓力和糾纏，託劉國瑞出面，將高陽的債主和欠條借據的金額作一統計，要替他清償前債，讓他能專心創作寫稿。高陽寫了一封信給惕老，大意是：惕老以國士待他，他也將以國士保證，日後會專心寫稿。劉國瑞說：「我記得我們在台北那時有名的松竹樓餐廳安排了餐敘，廣邀藝文界的朋友來吃飯，惕老本有交代我，讓高陽在餐敘的時候當眾宣讀這信，保證此後他會專心埋頭寫作。那時，我想高陽是個讀書人、大作家，也就沒好意思把這信拿出來，由我口頭向大家說明，替他表示感謝，高陽也承諾會好好專注在寫作上。」

1984年，《紅頂商人》已經出版了好幾年，《經濟日報》應鎮國總編輯打算再向高陽邀稿連載，讓他把胡雪巖的故事結局寫完。於是，高陽給了五萬餘字存稿，但他也開口向《經濟日報》先預支15萬元的稿費。15萬元在1980年代是筆為數不小的款項，況且應總編輯也有報紙連載的壓力，擔心這五萬字的存稿不夠應付每日的連載，也怕付了稿費後，高癖（拖稿）犯了會使連載開天窗。應總編輯知道前述的事情及劉國瑞和高陽的私交，於是希望劉國瑞為高陽作保。為了能夠順利催生胡雪巖的最後連載結局《燈火樓台》，劉國瑞也就答應了。

高陽那幾年除了擔任《中華日報》的主筆，也因為這幾本暢銷的小說和連載故事，受到很多讀者和報業編輯的推崇，報刊競相邀稿。於是他同時幫好幾家報社寫連載小說，創作量很大。我們從高陽的創作年表來看，就知道他在同一個時候發展好幾個不同的故事，這種能耐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能否準時交稿，便成了報社編輯的極大考驗。當年《聯合副刊》的瘂弦、陳義芝、蘇偉貞對此都有深刻的感受，負責高陽稿件編務的侯吉諒有這樣的回憶：「因為高陽寫小說是非常隨興的，他也從來不提早寫稿，都是當天才寫隔天要見報的段落，他老人家人面廣、應酬多、愛喝酒，常常是中午應酬結束了，才到報社來睡午覺。午覺睡醒，也許就隨便找張桌子坐下來寫稿，這還是最好的情形，更多的情況是，睡醒了就回家，然後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交稿子。」

這些都是《胡雪巖》系列背後的軼事，然而，百部著作終究一一完成。在這些龐大著作的背後卻隱藏了一個高陽終生的懸念：要成為歷史學家的高陽？還是歷史小說家的高陽？1965年出版的《李娃傳》書前，高陽寫了一篇前言：〈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這是了解高陽在年過四十之後，在兩者之間作一抉擇的很重要的告白。他說：「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歷史所著重的是事實，小說所著重的是情感。投身於歷史的領域中，如果不談義理，只講考據，幾乎純然屬於一種科學的研究，考據只是發掘事實，闡明事實。而小說需要編造事實，即所謂的故事的構想，這是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能。因此，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實際與空想，謹慎與放縱，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既然只能求一，那麼「我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那麼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

成為歷史小說家的高陽，自此奮力創作而得百部作品。生前最後一篇文章〈我寫歷史小說的心路歷程〉中自述：「然則是什麼力量能驅使我終年負重亘三十餘年之久呢？細想一想，不外乎三個因素，第一，寫作是我的職業，煮字療飢，不寫不可；第二，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有一種必須多寫、多想才可能出現的境界，那就是把自己創造的人物寫活了，書中人有他或她自己的生命、思想、情感與語言，根本就不受作者的驅遣，那是小說作家的『極樂世界』。不過『療飢』不一定要『煮字』，而『極樂世界』的境遇亦難得出現，能刺激我的創作慾歷久不衰的，是另一個客觀的因素：有時實在懶得寫，但只要一想到《聯副》編輯部告訴我，一斷稿必有讀者打電話來問，我就自然而然地會坐到寫字檯前鋪紙提筆了。」

高陽有沒有後悔成為歷史小說家？這篇心路歷程提到了一件事：「我的歷史小說，不為『學院派』所重。有一年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老說：『應該給高陽一個特別獎。』但某大學的文學院長說：『高陽寫的是通俗讀物，不能算是文學作品。』我的『特別獎』因而告吹。」他在記下這件事時並沒有表達自己的心情，但我們可以了解，他沒有後悔，但有遺憾。對我而言，當我拜讀高陽的歷史小說時，他向我展現了既是歷史學家又是歷史小說家兩者合而為一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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